1，消失的優勢
近年來，基于我國煤炭工業迅速從輝煌到低迷、從拯救全國到全國拯救的現實考量，經濟界、學術界特別是行業內掀起了一場煤炭革命還是革煤炭命的大討論，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前社會精英對保障基礎能源問題的關注和困惑。近期參加新一輪“千名干部與萬名礦長談心對話活動”，明顯感到一些礦長的話題從談安全偏向了話經濟，大嘆苦經。這無可厚非，安全問題的背后是效率問題，效率問題就是經濟問題。在全國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煤礦企業的虧損面或已超過90%，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群體彌漫著悲觀的氣氛。在生存和健體面前，生存是第一要義，活命之后才有強身。
筆者認為，我國象“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一樣存在“三煤”（煤業、煤礦、礦工）問題，區別僅在于農業為人畜生產糧食，煤業為工業提供能源，但共同保障了社會經濟發展?；谶@種現實關懷，本研究報告對制約煤業發展的幾個問題予以廓清，以期從認識層面上厘正思路，從實踐層面上找尋出路。
我國煤業發展與國民經濟呈正相關，建國以來曾隨之仰俯12次之多，筆者感受最深的是發生于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最近2次，也是振幅最大的2次，目睹其攀上高峰又跌入低谷。如果撇開國民經濟發展，如果不管市場需求，僅僅從時間軸看，這些年煤業發展確實取得了巨大進步,煤炭產能超過40億噸/年，煤礦科技化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高。可是，如果放眼整個經濟環境，煤業的進步就很難讓人滿意了，既便是讓人念念不忘的“黃金10年”，也是錯把體量當力量，掩蓋了關鍵矛盾和問題，錯失了最佳窗口期。可以說，煤業“黃金10年”也是失去的10年，今天的困境就是10年盲目發展埋下的伏筆。曾幾何時，煤業在能源產業競爭中具備了3個天然優勢，從而形成煤業的核心競爭力。然而，伴隨著經濟環境的急劇變化，煤業的3大核心優勢正在逐步消失。
第一個消失的是規模優勢。沒有規模做不了大文章。提到規模，煤業沾沾自喜，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可預見的將來，煤炭的基礎能源地位沒有變。實質是從大約15年前，煤炭部撤銷，部屬96個礦務局分拆后下放各省，就開啟了煤業的各種折騰和衰落模式，地方割據和行業封鎖陡增，再也無力實施大集團戰略，規模經濟效應蕩然無存，最痛心的是失去了行業話語權。相比世界主要產煤國家，目前美國前4家煤業公司產業集中度占70%，澳大利亞前5家公司占71%，印度1家公司就占90%，而在我國，神華集團等前10家行業巨頭僅占39.6%，明顯偏低，難于調控市場。2014年7月以來，國內召開近30次聯席會議遏制煤炭市場下行，由于行業囚徒效應，煤價踩踏事件不斷，2015年前5個月還是降低了19%，6月份微弱反彈。這都是透支資源造成的折價，對國家經濟有害無益。相比國內石油行業，1998年中石油、中石化組建后，迅速并購社會加油站和油庫，至2011年就攻下全國總數的54%，確立了上下游一體化業務的優勢地位。再看鐵路系統，2013年鐵道部撤銷時，近乎成建制組建了鐵路總公司。對比“石化雙雄”“鐵老大”，煤業難于攥緊拳頭，規模優勢高下立現。
第二個消失的是資本優勢。資源和資本歷來是孿生兄弟。資本決定煤炭價格，而不是煤炭價值或市場需求，當前的煤炭產能過剩格局是資本炒作的結果，資本具有倍增放大效應。按照凱恩斯經濟學觀點，當資本的預期收益超過其供給價格或重置成本時，投資就有利可圖，反之則反。只要有足夠增量資金進場，即使產能過剩，煤價也是可以拉升的。當年國家投入4萬億資金，就是這么拉動經濟的。風口之上，豬也會飛。2002年以后，我國煤炭需求以年均1.5億噸的速率提升，2003年國家開始推行礦權“招拍掛”工作，產生巨大投資引誘，吸引國資、民資、外資等各路資本，以及電力、石油、煙草等一些行業蜂擁而入，推進煤業長達10年的高速膨脹。期間，絕大多數煤礦只是利用充裕的資金一味地擴大再生產，產能產量增加了3倍之多，而在產業鏈有效延展、高新技術研發和引進、辦社會職能卸載、衰老煤礦破產改制等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沒能走出“興也煤炭、衰也煤炭”的輪回。2012年下半年以后，國家經濟進入新常態，煤價失速下滑，業已腰斬，投資收益跌破了供給價格，造成煤業融資難、貸款難問題越來越突出，不少煤礦因資金鏈斷裂而被迫關停。眼下的煤業困境，就是資本出逃后的狼藉。
第三個消失的是勞動力優勢。我國煤業是勞動力密集、工種最多的行業之一，多年來廉價的勞動力成本是主要競爭優勢之一。但目前我國勞動力總量出現拐點，主要支撐煤業需求的農村可供轉移的勞動力數量大幅下降，同時住房、教育、醫療等生活成本持續上升，導致勞動力低成本優勢逐步弱化。有資料顯示，勞動力供養成本，包括工資、福利、保險、管理等各項費用在內，約需要10萬元/人年，占煤炭生產總成本的52%左右。由于煤炭開采高危，而且工作環境差、作業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工資待遇低，與年輕人自我實現需求相悖，使煤礦招工難、留人難、管理難問題非常嚴重。從2015年4月國家煤礦安監局對山東省大中型、小型、災害嚴重和煤質差4種類型20個煤礦抽樣調查看，勞動力結構在惡化。一是年齡結構趨于老化。大多居于35-55歲之間，35歲以下的不足10%，以“4050”為主體，老齡化問題嚴重。二是勞動技能與用工需求矛盾突出。整體受教育狀況較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約占85%，工程技術人員僅占2%-6%，與安全生產要求不匹配。特別是勞動力隊伍不穩定性，透支了行業當下和未來。2011-2014年平均工資下降了35%，拖欠現象嚴重，降低了勞動積極性，熟練技術礦工和工程技術人員甚至高層安全管理人員大量流失。
煤業是資源依賴性行業，資本、勞動力和煤炭資源自然稟賦是煤礦發展的根本要素，三大優勢喪失直接導致了 “三煤”問題發生，但部分觀點就像對待一些社會現象，習慣于從人性上找原因一樣，認為是煤礦以量補價、變相降價、競相壓價等行為造成的。平心而論，這些行為，只是煤礦自救的本能反應，人性是不完美的，煤礦也是不完美的。不完美才會有進步，進步了才會發現新的不完美。讓煤礦“餓著肚子”去講大公無私，是不現實的，也是不道德的。
捫心自問，為什么一個在國家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中仍然占比66%、擁有580多萬從業人員的基本面，又具備產供銷完整產業鏈，而且擁有諸多世界500強企業、大型國企的煤業會做得如此不盡人意呢？筆者認為有幾個嚴重的問題導致了煤業優勢喪失。
首先，是被詬病已久的體制問題。頂層設計對于煤業的根本屬性、定位和發展方向缺乏清晰的戰略思維，不了解先進市場經濟國家煤業集團化規模發展真諦，被暫時的困難所迷惑，有用的經驗和明晰的戰略優勢并沒有被充分利用。事后政策雖然有所調整，規劃建設了14個億噸級大型煤電基地，強力推動組建了神華、安徽兩淮、河南兩大煤化工、山東能源等大型煤炭集團，但無力挽回頹勢，產業集中度、整體競爭能力未能如期恢復，覆水難收。
其次，是沒有擯棄計劃經濟的慣性做法。在區域市場的庇護下，諸多煤礦企業思維官場化手段行政化，用在宏觀經濟戰略思考上的時間太少，對經濟規律缺少基本把握和預判，缺少“以客戶為中心”的目標導向，對于行業發展趨勢缺少洞察和跟進，對于市場經營決策缺少應對與操作，遇到困難習慣性地尋求政策保護，而不是積極投入產業運營，被時代發展甩在了身后。這是痛苦的過程，也是重生的過程，跟不上趟的煤礦、老一代礦長將大批退出市場。
第三，是始終以產量論英雄。建國后煤炭長期短缺的歷史，造成保生產、保供應成了最重要的任務，甚至在做編制《煤炭工業發展“十二五”規劃》調研時，不少煤礦還提出了產量倍增計劃。這就是為什么煤業研究安全生產的人多而研究經濟發展的人少的根本原因，而電力系統則不然，僅電力經濟研究院就有數百人。煤業一味地埋頭苦干，沒有看到整個產業鏈，用戰術的勤奮掩蓋了戰略的懶惰。煤業發展受制于各種因素，煤炭經濟研究是個大問題，資本運作訴求是個大方向，需要組織專門力量研究國內、國際市場情況，研究電力、冶金等大客戶需求。
沿著這些問題再往深處看，就會發現根本原因在于煤業落后的生產方式。多數煤礦都是模式一樣、“五臟俱全”的獨立“家庭作坊”，猶如一座座孤島，組織機構、產供銷鏈條和崗位工種齊全，開采工藝和管理方法相似，大中型煤礦等于小型煤礦的幾何放大。即使兼并重組，也只是煤礦數量上的加和。市場行情好時，就簡單地做加法，上產能增產量；市場下滑時，就做減法，關井壓產，周而復始。未來的競爭是全產業鏈競爭，而非單個企業間的“獨斗”，打破家庭作坊樊籬，實現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增強煤業整體合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方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之舉。
2，迷茫的前途
眼下，煤礦日子難熬，期待淘汰過剩產能、推動脫困轉型和提升煤炭價格。一些煤礦堅信“羊毛出在豬身上”，積極跨行業布局，應對艱急時局，雖然在煤電、煤化工、煤建材等方面初步形成了非煤產業鏈，甚至在農林牧漁、娛樂影視、高科技等行業均有煤老板活躍的身影，不排除有轉型成功者，但多數為勞動密集型項目，科技含量低、生產效率低、盈利水平低，自我創新發展能力弱，難以形成替代產業。有的煤炭集團還大幅減員降薪，努力自我救贖?？偟膩砜?，隨著傳統價值觀的轉變和生產模式逐步衰弱，面對行業困境，大多數的煤礦包括一些大型國有煤炭集團的負責人都徘徊在實現怎樣發展的路口，不知何去何從，有幾個認識誤區占據著輿論高地。
一是繼續整合重組。公開的信息已經明示央企合并重組是大勢所趨，這被視為繼上輪注資、下崗之后的又一輪改革，收獲了無數掌聲，會產生羊群效應。反射到煤業，在時過境遷的情況下，一些人仍然青睞大型煤炭集團，力圖創建更大、更強、盈利更加豐厚的領軍企業。可以認為，政策鼓勵整合重組，恰恰是因為站位落后而知道路徑后的模仿，屬于階段性后發趕超，未必適合煤業當前發展。從全國一些大型煤炭集團的整合重組看，多數是“拉郎配”，除了在企業規模排名上提高了位次之外，要么是增加了一道管理層級，憑空多了個“婆婆”，要么是簡單的規模相加，額外添置了諸多摩擦。戰略不明的“強強聯合”更不可取，技術優勢代替不了戰略優勢。在我國龐大的煤業，再走整合重組之路，提高不了多少產業集中度和競爭力，覆水難收可以不收。筆者認為，我國煤業“由大并小”更為現實，但這種行為動力應是內生的、建立在效率提升之上的，規模優勢之失已經變成了沉沒成本，獨立思考、慎重行動、追逐機會成本方為上策。
二是強制關井壓產。關井壓產是煤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方面，小煤礦是被拋出的那只羊。結構調整包括結構優化和結構升級兩個相互聯系的主要方面。煤業結構優化是指大中小型煤礦的各種要素比例關系協調、合理；結構升級是指實現煤炭經濟結構從單純的經濟增長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轉變。我國煤業結構優化是通過“管住增量、調整存量、上大壓小、扶優汰劣”來實現的，主要是關閉小煤礦。從1998年12月起，已經進行了數次，小煤礦數量由2000年的3.3萬個下降到2015年6月底的8000多個，同期小煤礦產量占比由27%下降到12%左右。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前些年煤業的增長是超高速的，投資比重越來越大，建設了大批數百萬、數千萬噸級的大型、超大型煤礦，但所形成的生產能力卻不能充分消化，導致產能閑置和浪費，降低了經濟增長效率，并給未來增長帶來隱憂。目前來看，煤業結構優化基本到位，繼續依靠關閉小煤礦是消滅不了產能過剩的，即使全國年產9萬噸及以下的小煤礦全部關閉，僅能減少產能4.4億噸，而且在建產能卻有14億噸之多，并且關閉小煤礦多是采用行政強制手段，存在法律障礙，動輒拔刀弄拳，也顯示行業畸形生態，無規則、無尊嚴。
三是重續煤電長協。電煤是煤炭消費的主體，占消費總量的一半以上。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對電煤實行價格指導和重點合同管理。煤業在電煤與市場煤價格懸殊較大的情況下，長期讓利在煤炭供給、運力配置和價格水平上對電力系統給予了保障。但現實中，一旦發生“電荒”，常拿“煤慌”說事。據媒體報道，2012年夏季用電高峰前夕，在全國煤炭產量嚴重過剩的情況下，卻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電荒”預警再次來襲，而全國重點電廠煤炭庫存穩居20天以上，“煤荒”不再，“電荒”卻依然。究其原因，是煤電定價機制癥結所致：“一頭放開，一頭封死”的扭曲電價和“一部分市場，一部分計劃”的雙軌制煤價。可見，煤業在煤電長協博弈中已當了多年的“冤大頭”。自2013年1月起，隨著全國煤電供需矛盾的緩解，國家取消了煤炭價格干預措施，實行了市場化改革，電煤價格直線下降。不少煤礦礦長渴望再續煤電長協，通過“煤電互保”幫助脫困，但一切都在大規模變革之中，無論是哪一個煤礦，如果不能深刻地認識到資金正隨著客戶需求的改變而改變流向，求人不如求己，無論過去他們有多成功，都只能茍延殘喘，直至被歷史掩埋。
四是依賴政策支持。煤炭市場低迷持續發酵，國家著力宏觀調控出手相救，先后出臺限產限運、安全控煤、規范進口、淘汰落后、金融支持、稅費調整等30多項相關對策和措施。多個產煤大省也奮起自救，山西省先后出臺“煤炭20條”、新政“煤炭17條”，貴州省制定“煤炭30條”，內蒙古建立東部區煤炭銷售聯動機制，山東、河南、河北、福建等省也相繼加入救市大軍。盤點煤炭新政，多數措施集中在干預市場、減免稅費、維護價格三個方面。從政策執行情況看，這些措施雖然能在某種程度上減少煤炭生產成本，但對煤炭市場的走勢沒有多大影響，減少的成本很快又被市場吃掉，等于給繼續降價增加了空間，原因在于無力使供需嚴重失衡的勢頭發生根本性扭轉，不可能產生投資引誘，金融機構不會輕易對煤業另行追加投資。而且在現實中，減免稅費反而更加刺激了生產積極性，進一步使煤炭供大于求。這說明，政府救市的效果是暫時的，政策保護不了注定下行的企業。
當然，還有其他N種認識。例如，主張徹底轉型，但說不清資金、技術、市場、客戶優勢在哪，沒有多少說服力；大膽嘗試的，大多成了“陷阱”。再如，主張綠色發展、科技驅動等。前者沒有弄清煤炭污染主要發生在消費環節，包括煤發電、煤焦化和煤化工等，屬于化學性污染，錯把煤炭生產利用全產業鏈污染計算到了煤業頭上。后者把戰術手段當成了戰略目標，解放不了煤業，試想當下煤礦機械化程度遠比10年前高，還是跌入發展低谷，就是很好的例證。
綜合來看，上述認識還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不能從根本上指導煤業發展。煤業問題是系統性的、生態性的，解決的辦法應是能夠代表下一個10年的“創藍籌”，即與宏觀經濟背景相協調的結構升級。善弈者,謀勢不謀子。
當前，我國正面臨資源節約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會對煤業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隨著國家經濟增長從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結構從中低端轉向中高端，煤炭需求增速放緩，資金投入相應減少的格局將成為煤業發展新常態，短期內難以改變產能過剩、價格低位運行態勢，但困境不是絕境，世上無夕陽產業，只有夕陽企業，煤炭只能替代不能取代。當前煤業困境只能說明依靠高投資、上項目、鋪攤子的老路難以為繼，新的發展階段已經來臨。美國的煤業也同樣面臨天然氣的競爭、環保的壓力和社會的質疑。
3，現實的出路
當國內煤業正在為如何化解產能過剩一籌莫展時，世界工業革命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迎來了智能經濟時代，主要特徵是“互聯網+新金融”模式。如果說歷史上是依靠殘酷的戰爭消滅大規模產能過剩，智能時代則可以依靠大數據消滅過剩的產能。因為大數據與智能互聯互通，讓生產直接與消費對接，根據客戶需求產生點對點精準定制，基于信息不對稱的產能過剩不會出現。我們對智能時代應有足夠的認識，這是我國煤業徹底結構轉型升級的彎道超車期，互聯網和大數據會給煤業發展插上翅膀。在智能時代，煤業將會是模塊化、專業化和社會化，即“三化”模式，煤炭生產銷售是在資本紐帶作用下，由模塊式的可自由組合的專業公司完成的。
“三化”模式運行機制。探討煤業發展模式，首先應對煤業問題進行界定。在我國，煤業主要是指煤炭采選業，包括地上下采掘、礦井運行、煤炭銷售和在煤礦工業廣場附近進行的旨在加工原煤的洗選等輔助性工作，但不包括資源勘探、煤制品生產以及煤炭外運、利用和轉化活動?？梢姡簶I問題實際不多，也就有三種情形，即生產什么、怎么生產和銷售的問題。一旦礦權確定，煤炭資源自然稟賦就決定了生產什么，說白了煤業問題就是生產方法和銷售問題。
我國正在經歷一場極為深刻的代際革命，資產的控制權正轉向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移動互聯將迅速而全面地滲入社會經濟所有行業領域。也許只要10年，煤炭生產銷售會與今天完全不同。煤炭生產前，銷售公司會主動上門向煤礦訂貨，合同簽訂后在期貨市場掛牌銷售。煤礦會把銷售合同交給金融公司，抵押生產所需要的流動資金，同時根據需要通知專業采掘公司前來簽訂開采合同。然后，采掘公司會把開采合同交給同一家金融公司，獲得信用證，擔保會在煤炭開采后獲得付款。煤炭開采后，煤礦與采掘公司之間只需簽單確認就行了。煤礦需要其他業務也是按此辦法找相關專業公司承包。煤炭生產過程是在銷售公司聯網監控下完成的。這時候，銷售公司會來驗貨并負責運走。在煤炭進倉后，銷售公司則按照合同價格與煤礦結算，把銷售款直接匯到金融公司，而金融公司會在扣除煤礦所有簽單的費用后把差價留給煤礦。整個生產銷售鏈都是產業金融在運作，各個環節之間都是契約關系。
“三化”模式主要成效。亞當·斯密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個國家要變得富有，既要有技術進步，還要有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技術進步、勞動生產力提高來自分工，而分工依賴于市場特別是市場規模，即社會化生產。分工越細技術進步越快，經濟發展越快，生產更加社會化。表面上看，“三化”模式在技術、工藝、裝備、人員等方面沒有變化，實質上是生產的組織關系，即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變革，要素資源配置方式發生了革命，真正實現了專業化分工、社會化生產，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資本運作訴求有望增加。在這種模式下，國家推進的“機械化換人、自動化減人”科技強安專項行動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一是實現了簡約高效管理。重構企業戰略成長，內在推動力還是組織和人。煤礦內部無需再設置大而全的組織機構和生產經營單位，縮減層次，縮小規模，整合功能，簡單組織管理，即使是安全管理也可以找注冊安全工程師事務所代勞。煤礦變成了資源配置的平臺，專注圍繞市場、圍繞客戶價值提供產品和服務。
二是大幅降低了生產成本。煤礦用工大幅削減，破解了“用工荒”問題，部分技術熟練礦工和技術人員會流動到專業公司或另謀出路，加上“4050”群體正常退休，預計10年內每年能夠減員40-50萬人，最終全國礦工穩定在100萬人左右，能夠從整體上節約勞動力成本，并且可以鎖定長期的用工風險。設備由專業公司配備，使用效率更高；煤礦不需要再投巨資購置生產設備，減少了設備閑置、損耗和折舊成本，同時減少了中間環節管理，降低了管理成本。
三是推進了安全生產。專業公司高度機械化、自動化、信息化，由專業公司干專項工作，業務更熟練，技術更精湛，效率更高級，更有利于減少失誤。同時，實現了生產鏈上關鍵流程的數字化，能夠對大數據集中分析和應用，可以及時發現缺陷，盡早排除。
四是真正實現了規模效益。產品和服務實現數字化和互聯互通，基本消除了信息孤島，消滅了產能過剩，避免了價格傾軋。一方面，利用期貨市場的套期保值、價格發現功能，提供定制化的采銷方案，按需生產，均衡生產，期現結合實現避險。另一方面，借助電商平臺，線上交易，減少了流通損耗和加價環節，得到了流通利潤。有資料顯示，互聯網、物聯網每年能貢獻高達2%-3%的額外收入。
結構升級路徑。“三化”模式是煤業結構升級明確的市場化路徑，目標已聚焦，煤礦應發揮核心競爭優勢，因地制宜，順著路徑去剖析路徑，庖丁解牛，傾其資源，無以復加。
一是大力實施“產融結合”戰略。國家推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煤業發展正趕上由人口紅利轉向資本紅利的二次機會。按照要素稟賦理論，產業結構升級不是靠經濟效益，而是靠積累資本的實力和規模。煤業發展產業金融是關鍵，如果不能做大做強這個關鍵要素，整個行業可能會淪為“包身工”，被剪羊毛?！包S金10年”期間，大量煤炭資源被瓜分就是教訓。煤炭集團應有平臺思維，借助互聯網，在股權多元化和股權激勵等方面進行突破，發揮產業與金融協同效應，實施規模擴張。煤礦是產業金融的潛在客戶群，可以提供相關的項目，反過來，產業金融可以為其提供融資、租賃、工程履約擔保等服務。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推進“融融結合”，國際上無數大的保險公司、銀行、擔保公司、大型國際公司都是通過資源開發發展起來的。
二是積極培育專業公司。所謂市場，就是稀缺資源、比較優勢互換。煤礦要解放思想，根據自身條件，積極參與產業分工，盡快向專業公司轉化，圍繞市場細分，走做精、做專的路子，推動比較優勢從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相對密集型逐漸向資本相對密集型提升，創造最大的剩余和資本積累，堅決退出盈利差、管控難、無協同優勢的非主業經營業務，放棄也是博弈方法。能單獨成立采掘、安裝、運輸、銷售等公司的，就單獨成立；不能單獨成立的，也可多個煤礦組合。時下經營困難的煤礦，不必再囿于招工難、用工難而硬扛，而應報團取暖，采取交流、聯合、勞務派遣等方式調劑使用礦工，先走出第一步，循序漸進逐步轉化，以時間換空間。在互聯網時代，心態、邊界必須隨之開放，陽光之下沒有“意外”，長線趨勢由內在要素綜合決定。
三是政策層面需要保駕護航。政策制定遵照經濟規律，在頂層設計與底層活力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才會迎來更多的機遇。真正專業化、社會化的煤業市場才能誕生偉大的公司，政府負面清單管制不可或缺，約束市場行為帶來的負的外部性，應著力在兩個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增強制度性調解功能，建立完整的產業信用鏈條。國人偏愛國外產品，說到底是對信用的認可。契約精神、信用保證才是經濟能否升級換代的關鍵。要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市場化信用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互聯互通社會信用信息，實現即時檢索查詢，加強信用結果運用和監督，依靠信用提振經濟。煤業結構升級需要的是篩選機制、信用定價機制而不是刺激政策，泥沙俱下地給所有煤礦一個高估值，是縱容投機。另一方面，要著力改善競爭環境，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國務院關于預防煤礦生產安全事故的特別規定》（國務院令第446號）把“煤礦將井下采掘工作面和井巷維修作業進行勞務承包”定為重大安全生產隱患和行為加以制止。從該令頒布10年來的執行情況看，并沒有有效制止煤礦單項工程外包行為，真實的市場關系被扭曲，以更為隱蔽的方式表現出來，而且沒有資料能夠證明與安全生產之間存在定量關系，損害了制度規則的可置信度，應盡快予以廢止，為煤礦放開勞務市場釋放空間。既然我國的成本比較優勢下降是大勢所趨，不如開放市場，讓煤礦在更凜冽的氣候中搏擊。（作者：扈天保 山東煤礦安全監察局）
摘自：中國煤炭網